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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學院
        分類:學習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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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 旭: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與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文化以及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社會基本生活制度、語言符號系統、知識傳統、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被侵蝕、破壞和顛覆的狀態。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防線和思想防線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堅守。我們既要增強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又要增強國家思想、文化、精神等軟實力,特別是在中西文化較量和多元文化思潮沖擊中,樹立文化自強自信心,打好文化安全攻堅戰。

         

        維護文化安全是我國一項重大而長遠的戰略任務

         

        事關國家安全的斗爭有兩類:一類是激烈的高強度的斗爭,如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另一類是和平的隱蔽的斗爭,如文化領域、信息領域的斗爭。文化領域的斗爭盡管較量無聲,但卻影響深遠。能否有效維護文化安全,事關民族興衰,事關國家命運,事關黨的前途。

        文化安全事關民族興衰存亡。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民族的形成是歷史的產物,民族的形式則是文化的產物。文化是民族的血脈,離開民族文化的凝聚,一個民族將是一盤散沙,甚至會消亡。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文化全球化時代,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交融,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凸顯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20世紀90年代,在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上,美國要求歐洲國家開放文化市場,允許美國文化產品可以自由進入歐洲市場。但這項要求受到了歐洲國家的普遍反對。法國認為“文化不是土豆”,率先提出了至今仍然被普遍認可的“文化例外”原則。在中國,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集體記憶,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中華民族的強盛,總是以中華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

        文化安全事關社會制度安全。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和政治屬性。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制度安全,都要采取各種措施維護自身的文化安全。19473月,美國政府擔心共產主義滲透,制定了“聯邦忠誠法”,規定由司法部門、聯邦調查局對全國250萬名公務員進行“忠誠調查”,對不忠誠者立即解除公職。

        冷戰結束后,在所謂“意識形態終結論”“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的蠱惑下,我國有些人信以為真,不愿意提文化斗爭問題,認為那樣太“左”,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但西方政治決策者們對此毫不隱晦。奧巴馬總統在其第一任期就職演講中,仍然把共產主義同法西斯主義放在一起,視它們為對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脅。2016122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通過的《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則授權美國國防部建立一個反宣傳中心,以對抗外國對美國的宣傳。當前,西方大國之所以積極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積極鼓噪周邊小國與中國的矛盾,除了存有“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外,根本原因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特別是意識形態的差異。他們決不希望看到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順利實現和平發展。我們越是發展壯大,他們就會越焦慮,就越要加大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的力度。可以說,文化特別是意識形態是橫亙在東西方國家之間一條看不見卻難以逾越的屏障,只要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文化領域的斗爭就不會終結。

        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2014415日召開的第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新的安全觀,指出要切實維護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在這11個國家安全要素中,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文化安全同軍事安全和社會安全一起,共同構成了國家安全的保障。

        同其他要素安全相比,文化安全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安全,所以西方大國歷來把文化作為維護其自身國家安全和推動文化霸權的重要工具。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就認為,削弱民族國家的主權,增強美國文化作為世界各國“榜樣”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力量,是美國維持霸權地位所必須實施的戰略。1994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認為,支撐冷戰后美國國家安全的“三大支柱”分別是“維持超級經濟大國的地位”“在全球拓展美國式民主”“制定國家導彈防御系統”。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是將推廣“普世價值觀”視為當前美國“四大核心利益”之一,認為必須讓國內和世界各地尊重普世價值觀。報告還援引奧巴馬總統的話說:從過去到現在,我們的價值觀始終是我們最寶貴的國家安全資產;我們的長期安全必將依賴于我們最寶貴的國家安全資產。如同美國國家安全的維護不可能輕易與文化割裂開來一樣,我國國家安全的維護也不可能與文化割裂開來。

         

        當前我國文化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和挑戰

         

        如果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文化安全形勢做一比較,可以發現,在冷戰階段,我國所面臨的文化安全形勢是總體嚴峻但問題相對單一,風險和挑戰主要來自國外;冷戰結束以后,我國所面臨的文化安全形勢是總體穩定但問題趨于復雜,風險和挑戰既來自國外也來自國內。

        “顏色革命”的威脅。所謂“顏色革命”,主要是指21世紀以來一系列由西方大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策劃發動的,由國內反對派組織實施的,以建立親西方政權為目的的政權更迭事件。“顏色革命”往往打著“文明”幌子,以經濟援助、政治互動、文化交流等為平臺,以反對極權主義、加快民主進程、促使人權實現等為借口,行干涉別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之實,因而具有極大的隱蔽性。進入21世紀以來,在西方國家的策動下,世界已經發生了三個波次的“顏色革命”:第一個波次是“中亞波”;第二個波次是“西亞北非波”;現在是第三個波次——“遠東波”。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中亞波”,還是“西亞北非波”,每一輪“顏色革命”都指向特定國家。第一波次是俄羅斯,第二波次是伊朗,第三波次則是中國。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曾放言,要把阿拉伯之春引入中國。西方國家已經將“顏色革命”作為對華優先的戰略選項和長期堅持的戰略手段。我國文化領域正面臨著越來越強的西方文化滲透的壓力。

        “政治轉基因工程”的威脅。西方國家實施“政治轉基因工程”的對象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高層政治人物,一個是知識精英階層。政治人物特別是高層政治人物,對一個政黨和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可以起到關鍵性的影響作用。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曾在美國學習過并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后來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在蘇聯的自由化改革問題上,對戈爾巴喬夫施加了關鍵性的影響。西方國家實施“政治轉基因工程”的第二個對象是知識精英。知識精英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既是知識的創造者,也是理論的宣傳者,他們以自己的理論思想、學術觀點深刻影響著社會大眾的情緒、情感。正因如此,知識精英歷來是西方重點關注的對象。美國前國務卿賴斯說過,控制中國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過控制中國精英來影響中國決策,使中國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從近年來中外文化斗爭過程看,西方發達國家對我進行文化滲透和攻擊,總是把知識分子作為傳播其思潮和價值觀的基本力量,并采用各種手段扶持和培植親西方知識勢力。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威脅。這是與我們黨和政府主張相違背的文化思潮。反主流文化思潮,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衍生性產物,盡管具有內容多元的特點,但其核心是反主流文化和主流價值觀的。比如,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有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范疇,說成是“向西方標準看齊”“回歸人類文明主流”,試圖以西方“普世價值”消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再如,我們黨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有人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流派“供給學派”混為一談,而實際上,我們黨提出的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根本就沒有關系,更談不上理論淵源。這些反主流文化思潮往往打著學術研究、探究人性、還原歷史的幌子,采取移花接木、以偏概全的方式,歪曲現行制度,抹黑黨的歷史,試圖從根子上瓦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事業的合法性。文化思潮對社會大眾的情緒情感、理想信念有著巨大的引領作用。現在社會上之所以出現大面積的文化認同危機、信仰認同危機,同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動有著重要的關系。

        黨內消極腐敗的威脅。腐敗問題,損害的不僅是肌體的健康,還有思想的健康。美國學者約翰·約瑟夫·沃利斯認為,腐敗的盛行絕不僅限于政治領域,而會擴展到其他社會領域,對一般信心和信賴起腐蝕作用,導致難以維持公民的道德。原蘇共中央委員格·阿·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中講到蘇共信仰危機時認為,特權腐敗在蘇聯不僅造成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人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沖突的地雷,黨、政府、整個領導層的威信不斷下降,同時作為一種自然反應,右的和左的平民主義都冒出來了”。在向來推崇以吏為師的中國文化中,領導干部的消極腐敗,引發的不僅是黨內普通黨員的信仰危機,還有整個社會普遍的信仰危機。可以說,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和消極腐敗文化所激起的社會的情緒反應和對主導文化的挑戰,已經超過了任何一種“分化”的力量。

        文化創新力不強的弱化效應。文化領域歷來是各種思想觀念“交流與交鋒”最為深刻、影響最為持久的領域,誰在文化領域擁有話語權,誰就具有影響政策主張、引領社會大眾的主導權。而話語權的大小,不是取決于誰“喊聲”的大小,而是取決于文化原創能力的強弱。與這種客觀現實不相適應的是,我國還存在文化儲備不足、創新力不強的問題。一方面,“西式教條主義”盛行。一些人把文化創新變成了對西方話語系統和價值觀念的復制和傳播,對西方學者的觀念和話語體系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言必稱“西方范式”、文必行“西方話語”已經成為這些人對“理論研究”的另類解讀。另一方面,“學術腐敗”屢見不鮮。十年磨一劍的作品少了,一年磨十劍的作品卻日益增多。作品的數量并不等于作品的質量,文化的平庸必然帶來文化的危機。

         

        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中維護文化安全

         

        國家實力是影響國家安全的決定性因素,文化軟實力也是影響文化安全的決定性因素。文化軟實力是一個國家文化所具有的感召力、創新力、吸引力和影響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就必須提升國家文化的主導力、創新力和影響力。

        一是增強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文化感召力。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2014年是中日甲午戰爭120周年。當時剖析甲午戰爭的文章浩如煙海,但一個基本共識是: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是文化之敗、信仰之敗。甲午戰爭爆發后的第27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我們黨是靠信仰發展起來的,沒有信仰,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歲月最有情,也最無情。長期的執政使我們黨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但在一部分黨員中也淡化了精神和信仰。今天,我們在文化安全上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信仰缺失。信仰缺失是最大危險,比戰爭失敗還危險,因為一場戰爭失敗了還有機會扳回,信仰沒了就不好扳回了。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講得最多的就是理想信念問題、馬克思主義信仰問題,因為這是一切問題的“總開關”。

        如何使黨的執政行為符合馬克思主義要求?核心是加強作風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能不能解決好作風問題,是衡量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對黨和人民忠誠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在價值多元、誘惑無限的今天,我們黨必須經常“注意整黨整風”,必須“堅持堅持再堅持,把作風建設抓到底”,讓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永葆先進性、純潔性的政治追求,真正轉化為我們的執政行為,讓一切損害人民利益的各種行為徹底消失。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不斷提升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文化感召力。

        如何使黨的執政行為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核心是關心百姓生活。列寧曾指出:“大多數人是根據實際生活得出自己信念的,他們不相信書本和空談。”大量事實也說明,一個人思想觀念的形成,不僅取決于理論的支持程度,也取決于生活的支持程度。過去,我們光注意了生產,沒注意生活。在主流價值建設方面取得了成績,但在生活領域,在老百姓認同方面,卻出現了問題。忽視百姓生活,就難以有效引領大眾思想觀念,就難以讓老百姓形成文化認同。今天的老百姓最關注發展問題、公平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環境問題、干部作風問題,等等。如果黨和政府回避這些人民群眾所關注的問題,無論怎么宣傳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都不會相信,效果就必然大打折扣。

        二是增強文化創造活力。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要靠雄厚的物質基礎,更需要激發文化創造活力。沒有活力的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也就不可能有影響力。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三個“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發展文化生產力、解放和增強文化活力。增強文化創造活力,亟須處理好三對關系。

        處理好政治和文化的關系。任何文化都是為一定現實政治服務的,完全脫離現實政治的純文化是沒有的。但是,政治不能代替文化,政治代替文化只能帶來文化的僵化和倒退。處理好政治與文化的關系,一方面,文化發展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另一方面,黨和政府要為文化的發展提供寬松的氛圍。習近平總書記2016426日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指出:“對來自知識分子的意見和批評,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就要熱忱歡迎,對的就要積極采納。即使一些意見和批評有偏差,甚至不正確,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寬容,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在文化資源配置上,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占主導地位的。這種配置方式推動了文化的發展,但也存有弊端。改革開放后一段時期內之所以出現文化供給與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之間的巨大矛盾,與這種文化資源配置方式不無關系。后來,政府逐漸將市場機制引入文化領域。事實證明,這個決策是正確的,也符合文化發展規律。我國電影業是目前公認發展最好的文化產業之一,而電影業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市場化改革。需要指出的是,市場經濟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市場機制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市場機制無法滿足低收入人群的文化消費需求,不能自發維護社會公德,也無法消除地區間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差異。因此,我們在強調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還要強調發揮好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務和管理方面的作用,使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處理好主旋律和多樣化的關系。“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是我們黨一個重要的文化方針。這個方針既強調尊重文藝創作、學術研究的自由,又強調藝術家、學者的社會責任,有利于激發文化創造活力。但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著對黨的文化方針政策作狹隘的解釋的現象。比如,有人認為,弘揚主旋律就是文藝作品要正面歌頌,要說好話。把弘揚主旋律等同于政治標準、等同于歌功頌德,這是對黨的文化文藝方針政策的誤讀,不僅不利于文化的發展繁榮,而且極容易引起人民群眾的反感。什么是主旋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說得很清楚:致力于表現中國人的生存命運、表現中國精神、表現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實踐的作品都是主旋律。弘揚主旋律,并不意味著對現實問題的回避。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問題是工作的導向。我們在講“弘揚主旋律”的同時,也要“提倡多樣化”。

        三是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文化領域的斗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要打好這場持久戰,既需要提高內力,打好防御仗,也需要積極作為,打好主動仗。要千方百計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糾正經濟影響力等于文化影響力的錯誤觀點。現在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有人認為伴隨著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增強,中華文化的影響力自然也會增強。這樣的認識是片面的。必須看到,文化影響力的提升受益于經濟實力的增強,但并不是必然結果。其一,制約文化影響力的因素很多,國家政治制度、文明發展程度、國民智力素質、官員氣質形象等,都滲透著一個國家的文化影響力,而絕不僅僅是經濟實力。其二,經濟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并不總是同步的。19世紀的德國人才輩出,但經濟上很落后。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戰亂頻仍,民不聊生,但思想燦爛輝煌。美國1895年就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才成為世界文化中心。美國學者邁克爾·巴爾曾說:“中國崛起不僅是一個經濟事件,還是一個文化事件。”“很難判斷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是被中國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所吸引,還是僅僅被中國巨大的貿易利益所吸引。”

        樹立社會主義文化自信。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已經形成共識,社會主義文化能否“走出去”有些人卻諱莫如深。目前,在文化交流領域有個怪現象:對內講馬克思主義,講社會主義文化,對外則講中國傳統文化。其原因就是缺乏文化自信。鴉片戰爭后的100年時間里,伴隨著國家的積貧積弱,中國人的精神垮了,文化自信心沒了。今天,我們雖然擺脫了物質貧乏,中國的企業、國人的足跡已經遍布世界,但在文化方面,仍然存有自我矮化、自信不足的問題。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疲于防守、被動應對。解決這種被動局面,首先需要我們增強文化自信特別是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證明我們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是成功的,我們比任何人都有理由堅定文化自信。

        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文化的先進性,是文化能夠被別國接受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現在孔子學院在世界發展很快,但也面臨著“走出去”卻“扎不下根”的窘境。出現這個問題,不是說孔子思想、中國文化不好,而是因為我們不善“營銷”文化。美國文化在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原因不在于它有多么先進,而是在于善于營銷。研究美國文化的法國學者費雷德里克·馬特爾認為,美國不僅對外輸出文化產品,而且還輸出文化模式。這種文化模式就是公司主導下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在這個模式中,美國的電影制片公司、大型企業、傳媒集團才是整個運作方式和生產規則的掌控者。要突破我們當前文化對外傳播中的“送出去”但“扎不下根”的困局,必須改變“營銷”方式,既要堅持在政府主導下把文化輸送出去,又要借鑒外國好的做法,把文化推銷出去,形成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開花結果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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